文学散文作品经典|我与文学之缘散文欣赏

生活博客  点击:   2015-06-01

自古以来,对于文学爱好者层出不穷,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么多美文、这么多感叹,即使是今天,对于文学爱好者仍然不少,他们喜欢用笔来记录自己的生活,你与文学的缘分从哪来?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与文学之缘散文欣赏。

我与文学之缘散文欣赏

我工作时比较理性,生活中却是个大迷糊虫,很容易就轻信别人,丧失判断力,被洗脑。举一个例子,我曾被电话诈骗一下骗走九万多,那是我当时工资卡里的全部。剩下200块,我动了个心思,如果全都汇过去,那我这张卡不就废了吗?它可是我的工资卡!就问骗子,还剩200块,不用都给您汇过去吧?我的诚意你也看到了。他大度地说,情况我知道了,那200块就免了吧……

报案时警察问我什么单位的,我犹豫了一下没好意思告诉他。我觉得作为一个老报人,被操持着广东?闽南?口音的江湖小贼骗得一愣一愣已经够丢人的了,绝不能把报社供出来,给单位抹黑。

文学是梦幻的事业,太清醒的人干不了这个,但太迷糊的人是否就合适,也得打个问号。关于电话诈骗,我多说几句,那是非常极端的一种体验。骗子精心编排了一出戏,为我一个人上演,通过一条电话线,出门则打我的手机,继续遥控。整出戏充分利用了我孤寂、悲观的情绪,短短一小时内,他的话语在我身上产生了最大值。我当时心甘情愿第一时间把钱汇给他,按他说的用交叉比对的方式,只求尽快洗清他所编造的那个“冤假错案”。

我对文艺作品的感应来得很早,初试啼声还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,大概也就三四岁。有一次电影院放《枯木逢春》,讲民间如何治血吸虫病的,俗称大肚子病。片子的主旨是歌功颂德,剧情围绕老毛写的两首七律“送瘟神”展开。最近为了写这个散文重温了一遍《枯木逢春》。导演郑君里,为其晚期佳作,运镜与中国诗化风格的叙事已臻化境,构图之考究,丝毫不输于《小城之春》。江南小镇的春天,杨柳岸晓风残月,青春养眼的男女主角,太美了。片子完成于1961年,虽然是大团圆结局,已隐隐让人感觉到残酷的路线斗争山雨欲来。

这是部十分含蓄的爱情片,一对情深意笃的年轻恋人因为血吸虫病老是不能在一起,后来女孩也感染了血吸虫病,并且到了无药可救的晚期,当然,最后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们救了她的命,这些人里包括党员干部和青年突击队员。男孩想向她表达情愫,她却将他拒之门外,等他背身离开,她又悄悄打开门,凝望着他的背影,面部表情十分虐心。

年仅三四岁的我看到此处,大喊一声:“叫一句咯!”电影院本来鸦雀无声,一个小孩子的奶声奶气划破寂静,捅破了那层表面禁欲实为汹涌澎湃的感情窗户纸,招得大家哄堂大笑,苦情凝重的气氛一下变得轻松起来。我妈老给我讲这段子,颇引以为自豪。小小年纪能入戏,还引起大伙共鸣,至少有点小灵性吧,这孩子没白生。

儿时生活的地方在赣中丘陵,赣语是中国方言的一大语系,保留了古汉语的特色,比如有许多单音词,加之丘陵地区,“三里不同调,十里不同音”,可以分出很多支流。且喜欢用叹词收尾,“咯”就是其中之一,没什么实际意义,显得峻急而迫切。我热爱赣语,它是我的母语,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。江西老俵说话都比较急促,在一起让人感觉七嘴八舌,有点抢话,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江西人的性格:心眼实诚,容易着急上火,不够有城府。

小时候,我们填表有父母出身一项,我爸是中农,我妈是下中农,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,我不知道。我爸上的是私塾,跟着我爷爷学了一年多,就那么点儿可怜的学历,但终生迷恋文字,解放前在报上登过小豆腐块文章,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。50年代在县委工作,官儿最大时做到过县委副书记。曾在人民日报发表写农业生产的报告文学,“丰收日记”,连载三天,后收入文革前的江西省小学生课本,出过单行本。他觉得写作非常荣耀,恨不得给子女都灌输这个思想。

童年跟文学有关的记忆,还有我哥。那会是文革后期,大人们忙于政治学习,家里只剩下疏于管理的孩子。我记得那会到了晚上经常断电,黑灯瞎火的,极其恐怖,我哥就开始给我们讲鬼故事。形形色色的恶鬼,伸着舌头,长长的指爪,躲在床下、柜子、镜子、茅坑里,一旦你靠近它们,它们就伸出手一把抓住你的脚脖子。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杜撰出那么多鬼怪故事来吓唬我们,童年这是这么一天天吓大的。后来看姜文电影,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居然是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,不可思议,个体差异太大了。我对它的记忆却是鬼影幢幢,阴郁而潮湿。记得周总理去世的那天,我扒开草丛捡到了一窝鸭蛋,七八个鸭蛋排成一个圆圈,挺神的。

我与文学之缘散文欣赏

上小学印象最深的有两个语文老师,都是女的。第一个语文老师杨秀华美丽而慈祥,跟我妈关系很好,还亲手给我织过毛衣;第二个语文老师也很美丽但不够慈祥,就是我妈了,我从小沐浴在无边无际的母爱中,她们都很爱我,有时候好得没有原则。有一次我没考好,回到家里妈妈把我骂了一顿,然后给了一份试卷,让我重新再做一遍!所以我那时候的语文成绩十分可疑。

我小时候的外号叫“扑气鬼”,在家乡话里指木讷,寡言、不好动那一挂。几乎整个少年时期我都处于混沌状态,对世界既不好奇,也没什么表现欲,这可能跟父母一心扑在工作上,却在政治上不得志有关系。父亲想成为文人,但在机关工作,抱负得不到施展。父亲颇有一点儿“文名”,常有人让他帮忙改文章,提意见,他只会改动别人无关紧要的地方,比如把阿拉伯数字改成汉字数目字什么的;别人改他的东西,他也只会采纳无关紧要、细枝末节之处。

杨秀华老师的丈夫在县图书馆当馆长,当时图书馆是炙手可热的单位,不像现在一个阅读器可以囤上千本书,那会人们去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热情很高。当时读过一部印度小说《断线风筝》,女孩恩珠漂泊而宿命般的恋情把我深深迷住了,那差不多是我的第一本爱情启蒙读物。

从那开始,我一直钟情于通俗言情故事,几十年来几乎从没有变过口味。用一个时髦的词来说叫做中眉文化,我一直是中眉文化的忠实拥趸。中庸、中产阶级的,反讽和抑郁,罗曼蒂克与潜在的不安感,我始终迷恋这个调子的东西,太高和太低好像都不是我的菜。

当然,我也有扬眉吐气靠实力说话的时候。初中时我在分宜一中上学,那是小县城的重点中学,突然模仿外面流行起智力竞赛来。在一次全校级别的智力大赛上,记忆中应该是学校有史以来头一次搞这种活动,我那会个子还特别小,其貌不扬,站在大礼堂的舞台上,四两拨千斤,力拔头筹。问什么什么都知道,别人答不上来的我都会……从此,那份暗戳戳的智力上的优越感始终伴随着我,使我不肯也不愿意选择平庸的生活,总之是有点跟命运较劲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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